交易完成后，万达商管虽继续负责运营，但资产所有权的转移已不可逆。这种“管资分离”模式看似实现轻资产化，实则暗藏隐患：万达失去资产处置主动权，难以通过资产证券化进一步融资；而资方为保障收益，可能介入运营决策，引发管理权博弈。此外，万达商管此前依赖“租金+管理费”的双重收益模式被打破，未来盈利将更依赖运营效率提升，这对团队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万达的轻资产转型实质是将重资产风险转嫁给资本方，但商业地产的周期性波动并不会因此消失。当宏观经济承压时，资方可能要求万达承担更高业绩对赌，或直接更换运营方，这将动摇万达商业模式的根基。
交易公布同日，王健林个人名下大连万达商管3亿元股权遭冻结的消息再度引发关注。结合3月北京万达文化产业集团80亿元股权冻结事件，王健林个人与万达集团的债务风险已深度绑定。尽管出售资产可暂缓危机，但若无法从根本上改善现金流结构，万达可能陷入“卖资产—缩规模—信用降级”的恶性循环。当下，商业地产行业正经历价值重估。万达广场的易主不仅是企业自救的个案，更映射出传统地产商在去杠杆周期中的集体困境——当资本从“规模崇拜”转向“确定性溢价”，重资产玩家必须重新证明自身在精细化运营、业态创新上的不可替代性。对王健林而言，卖掉的48座广场或许能换来喘息之机，但留给万达证明轻资产模式可持续性的时间已经越来越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