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首长篇叙事诗中，诗人以精练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宗和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被自己酿成的叛乱断送了，而且没完没了地吃着这一精神的苦果。唐玄宗和杨贵妃都是历史上的人物，诗人并不拘泥于历史，而是借着历史的一点影子，根据当时人们的传说、街坊的歌唱，进行艺术的再创造，从中蜕化出一个回旋曲折、宛转动人的故事，用回环往复、缠绵悱恻的艺术形式，描摹、歌咏出来。由于诗中的故事、人物都是艺术化的，是现实中人的复杂真实的再现，所以能够感动历代读者。
从结构上看，全篇可分为三个部分：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惊破霓裳羽衣曲”为第一部分，诗人用三十二句的篇幅来写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生活，并讲述了由此带来的荒政乱国的情形以及安史之乱的爆发；从“九重城阙烟尘生”至“魂魄不曾来入梦”共四十二句为第二部分，写杨贵妃在马嵬驿兵变中被杀，以及此后唐玄宗对她的思念，表现了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感情坚定不移；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为全诗的第三部分，写道士帮唐玄宗到海上仙山寻找杨贵妃。
诗歌开篇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看起来很寻常，好像故事原就应该从这里写起，不需要诗人花什么心思似的。事实上这短短七个字就概括了人物的主要特点，确定了情节发展的方向，它既揭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倾国”一词，本来指能够使全国人倾倒的美色，但在这里却具有双关意义，诗的第一部分正是写唐玄宗由“思倾国”而导致“倾国”（国家倾覆）结局的。紧接着，诗人用简略的语言，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随后，诗人描写了杨贵妃的美貌、娇媚，入宫后因有色而得宠，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还反复渲染了唐玄宗得到杨贵妃之后在宫中如何纵欲：“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如何行乐：“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如何终日沉湎于歌舞酒色之中：“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所有这些最终酿成了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诗人通过这一段宫中生活的写实，不无讽刺地向读者介绍了故事的男女主人公：一个重色轻国的帝王，一个娇媚恃宠的妃子，还形象地暗示了唐玄宗的荒淫误国就是这一悲剧的根源。
下面，诗人具体描述了安史之乱发生后，皇帝兵马仓皇逃入西南的情景，特别是在这一动乱中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的毁灭。安史之乱的政治悲剧是唐玄宗的荒淫误国造成的，而这一政治悲剧反过来又导致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悲剧的制造者最后成为悲剧的主人公，这正是白居易所写的这个故事的特殊、曲折处，也是“长恨”的原因。“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写的就是唐玄宗和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生离死别的一幕。据史书记载，“六军不发”的原因，主要是要杀酿成安史之乱、导致潼关失陷的祸首杨国忠及其同恶。但真正的祸首实际上是唐玄宗，要求处死杨贵妃，是愤于唐玄宗迷恋女色，又因杨贵妃的裙带关系而让杨国忠把持朝政，以致祸国殃民。诗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没有掩盖马嵬驿兵变的真相，为唐玄宗开脱，而是如实地写出了唐玄宗被逼得“无奈何”，被迫赐死杨贵妃。杨贵妃之死在整个故事中是一个关键性的情节，在这之后，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才成为一场悲剧。诗人只用了六句诗，就把杨贵妃的死因，死后的情状，唐玄宗和杨贵妃死别时不忍割爱但又欲救不得的内心矛盾和痛苦感情，都具体形象地表现了出来。因为有这“血泪相和流”的死别，才会有那没完没了的“恨”。
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入梦”，诗人抓住了人物精神世界里揪心的“恨”，用酸恻动人的语调，宛转形容和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天旋地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回宫以后睹物思人，触景伤情，物是人非的种种感触：“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这几句写唐玄宗因思念杨贵妃而夜不成眠，以“夕殿萤飞”再现了唐玄宗当时“思悄然”的环境，以“孤灯挑尽”渲染了唐玄宗孤独愁苦、静默思念的精神状态，表明唐玄宗不仅没有杨贵妃陪伴，而且简直成了与世隔绝的孤家寡人了。诗人把叙事、写景、抒情结合在一起，在叙事中抒写，反复描摹，反复渲染，使故事具有回肠荡气的艺术魅力。诗人用许多笔墨从各个方面来描写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但故事情节并没有停留在一个感情的点上，而是随着人物内心世界的揭示而向前推移，用人物的思想感情来开拓和推动情节的发展。入蜀，是在与杨贵妃死别之后，唐玄宗内心是悲哀和酸楚的；还都，“天旋地转”，应该是高兴的事，但一路上，旧地重经，又唤起了许多伤心的记忆，旧恨新愁还是一段段地添上，回到宫里日日夜夜，孤寂冷清，这种思念的情怀就更难排解了。如果没有这段内心世界细腻的描写，没有把人物的感情渲染到这样的程度，后面道士的到来、仙境的出现，就是纯粹的空中楼阁了。
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诗的末尾，写临邛道士被唐玄宗辗转思念杨贵妃所感动，于是帮助他寻找杨贵妃。“排空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诗人采用浪漫主义的手法，忽而上天，忽而入地。后来，道士在海上虚无缥缈的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揽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银屏迤逦开。云鬓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杨贵妃过着与世隔绝的仙家生活，很想得知唐玄宗的真实情况，却始终得不到任何消息，现在天子派使者来了，她真是万分惊喜。“揽衣”“推枕”“起徘徊”“下堂来”，几个连续性的动作，把杨贵妃见到使者的急切、知道唐玄宗近况的渴望都表现出来了。诗人让杨贵妃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在仙境中再现，真是“淡处藏美丽，浅处著工夫”（元代方回语）。诗中略去了道士的致辞，而重在写杨贵妃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照应唐玄宗对她的思念，刻画出一个同样执着于爱情的杨贵妃形象。诗人以这种天上人间心心相印的动人形象，进一步深化和渲染“长恨”的主题。“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用“比翼鸟”和“连理枝”比喻杨贵妃对唐玄宗生死不渝的爱，形象鲜活，生动贴切。诗中的仙境是从唐玄宗对杨贵妃的苦苦思念、追求的感情生发出来的，它并没有离开人物思想感情发展的线索，相反，尽管写得虚无缥缈、迷离惝恍，却不曾给人以不合情理的感觉，反而给故事增添了异彩，使它更加宛转动人。诗歌的末尾，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结尾，“无绝期”和“有时尽”形成对比，不仅凸显了长恨绵绵永无休止的题旨，回应开头，而且做到“清音有余”，给读者以联想、回味的余地。这一悲剧性结局，突破了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喜欢“大团圆”的模式，尤为难能可贵。
一方面由于诗人世界观的局限，另一方面也由于唐玄宗既是安史之乱的制造者又是所谓的“五十年太平天子”，因此《长恨歌》的主题思想也具有双重性，既有讽刺，又有同情。诗的前半部分露骨地讽刺了唐玄宗的荒淫误国，是长恨之因；诗的后半部分，诗人用充满同情的笔触写唐玄宗的入骨相思，从而使诗的主题思想由批判转为对坚贞专一的爱情的歌颂，是长恨的正文。同时，在歌颂和同情中仍暗含讽意，如结尾两句便暗示了正是唐玄宗的重色轻国造成了这个无可挽回的终身恨事。但是，诗的客观效果是同情远远超过了讽刺，读者往往深爱其“风情”，而忘记了“戒鉴”。这不仅因为诗人对唐玄宗的看法存在矛盾，而且和诗人在刻画唐玄宗的相思之情上着力更多也很有关系。《长恨歌》前半部分写实，后半部分则运用了浪漫主义的幻想手法，但虚构中仍有现实主义的精确描绘，人物形象生动，使人不觉得是虚构。语言和声调优美，抒情写景和叙事融合无间，也都是《长恨歌》的艺术特色。
思想内容：
白居易把他的诗分为讽谕、感伤、闲适、杂律四类，而将《长恨歌》列在感伤类。诗人曾颇为自得地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在他看来，《长恨歌》与讽谕诗《秦中吟十首》不同，它是“风情”之歌。有人把“风情”理解为“儿女风情”，这是不合原意的。在这一联诗里，“风情”与“正声”对偶，“风情”指风人之情，“正声”指雅正之声。所以，把《长恨歌》的题旨仅仅归结为“讥明皇迷于色而不悟”的讽谕说，在很大程度上有悖于作品的客观内容。
《长恨歌》与一般叙写爱情悲剧诗歌不同的是，这个悲剧的主人公是帝王和妃子，悲剧的制造者和悲剧的主人公是重合的。诗的前半部分主要叙写唐玄宗重色误国和杨贵妃恃色邀宠。由于唐玄宗“春宵苦短”不理朝政，导致安史之乱的发生。在这一部分里，诗人流露出明显的讽谕，如“汉皇重色思倾国”“从此君王不早朝”是对唐玄宗的批判，“姊妹弟兄皆列土”数句是对裙带关系的针砭；然而也为之讳饰，如杨贵妃原为唐玄宗之子寿王妃，陈鸿《长恨歌传》就写到“诏高力士潜搜外宫，得弘农杨玄琰女于寿邸”，但在《长恨歌》中却是“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可见白居易对唐玄宗的态度与陈鸿有所不同，是有意护短的。诗的后半部分主要叙写马嵬驿兵变后，唐玄宗和杨贵妃彼此的思念及生死离别的悲剧。此时的主人公身份发生变化，一个是失败的帝王，一个是仙山的太真。在这一部分里，唐玄宗的性格已经由“好色好淫”为主转化为“情痴情种”，诗人的态度也明显由讽谕为主转向同情了。诗人在民间流传故事的基础上，按照人间理想的爱情模式进行艺术提炼，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悲剧演绎为普通人的爱情悲剧，寄托了诗人对忠贞不渝的美好爱情的赞颂之意：“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全篇虽有对悲剧主人公唐玄宗重色误国的批判倾向，但也有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生离死别遭遇的同情态度，对“比翼鸟”“连理枝”的赞美歌颂。
《长恨歌》的主题具有复杂性，既有批判、讽谕成分，又有同情、歌颂成分。《长恨歌》主题的双重性并不是缺点，而是一个创造性的突破。纵观中国叙事文学史，在《红楼梦》诞生以前，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大抵是平面化、单一化的，正如《红楼梦》脂评所指出：“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缺少活生生的丰富内涵。《红楼梦》则不然，如贾宝玉就“说不得善，说不得恶；说不得正大光明，说不得混账恶赖……说不得聪明才俊，说不得好色好淫，说不得情痴情种……”他身上体现了多种性格元素的综合。在《红楼梦》问世的九百五十多年前白居易就初步创造了一个集多种性格元素于一身的唐玄宗的形象，他身上也确实交织着善与恶、爱与恨、灵与肉、可怜与可憎、坚贞诚挚与昏庸鄙俗、情痴情种与好色好淫。白居易在诗中不但揭示了这种多重性，使之相反相形，而且使之在情节发展中浑然一体地显示出来，有其令人信服的逻辑。《长恨歌》的双重主题就根植于人物形象浑然一体的多重性格之中。
《长恨歌》中唐玄宗的多重性格，还有其客观的现实依据和诗人的创作心理依据。历史上的唐玄宗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他不但是糊涂的昏君，而且更是有所作为的贤君，青史垂名的开元盛世就与他分不开。白居易在《策林》中不止一次地写到”太宗、玄宗抱神圣文武之姿”，把唐玄宗的开元之治和唐太宗的贞观之治相提并论。唐玄宗还是聪明才俊的乐舞鉴赏家、创作家和倡导者，对艺术事业的繁荣起过推动作用。白居易也是乐舞的理论家和倡导者，对此容易产生同感共鸣。他在多首诗中赞及《霓裳羽衣曲》，这一作品的创作、欣赏和流行不仅与唐玄宗有关，还因杨贵妃擅长此舞而更负盛名。白居易曾把此曲看作开元盛世的艺术象征，在《长恨歌》中还很自然地以此象征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或爱情之梦。“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于是爱情及其美梦一去不复返，开元盛世更是烟消云散了。诗人虽颇有针砭之意，但同情遗憾之心也跃动在字里行间。有学者认为，《霓裳羽衣曲》是亡国之音的象征，这不符合白居易的心理，有违事实。白居易说：“我爱霓裳君合知，发于歌咏形于诗。君不见我歌云，惊破霓裳羽衣曲。”（《霓裳羽衣舞歌》）明明是并不贬抑《霓裳羽衣曲》，由此也可见他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有一定好感，这可看作他创作《长恨歌》的重要心理依据。总之，白居易对唐玄宗是既有好感，又有反感，故在诗中既哀其不幸，又讽其昏庸，而在这双重主题中，同情其爱情悲剧则是主要方面。
回看全诗就会明显地感到，前半部分基本是写实的，后半部分则逐步转到了浪漫主义的想象；前半部分以批评为主，带有讽谕的意味，后半部分则以同情为主，带有感伤的意味。这本来是相互矛盾的东西，却通过马嵬驿兵变联系起来了。尽管如此，这种矛盾并没有统一，诗人也无法统一。因为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悲欢离合是与政治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诗人来说，既要批评，又要同情，二者难以统一。诗人思想的局限性就表现在这里，作品主题思想的复杂性也表现在这里。也许正是因为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悲剧性结局，以及白居易对两人故事的矛盾态度，所以才以“长恨”命题，以“长恨”作结。
艺术特点：
在白居易的《长恨歌》之前，中国文学史上已有过《孔雀东南飞》《木兰诗》等长篇叙事诗，但它们都是民间的创作，叙述故事、塑造人物用的多是民歌的手法，艺术形式也比较朴素。《长恨歌》的故事虽然是从民间传说的基础上蜕化出来的，但在叙述故事和人物塑造上，诗人采用了传统诗歌擅长的抒写手法，将叙事、写景和抒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形成诗歌抒情上回环往复的特点。诗人时而把人物的思想感情注入景物，借着景物的折光来烘托人物的心境；时而抓住人物周围某些富有特征性的景物、事物，通过人物对它们的感受来表现内心的感情。唐玄宗逃往西南的路上，四处是黄尘、栈道、高山，日色暗淡，旌旗无光，秋景凄凉，这是以悲凉的秋景来烘托人物的悲思。在蜀地，面对青山绿水，还是朝夕不能忘情。蜀中的山水原是很美的，但是在寂寞悲哀的唐玄宗眼中，山的“青”，水的“碧”，也都惹人伤心，更增加了内心的痛苦。这是透过美景来写哀情，使感情又深入一层。行宫中的月色，雨夜里的铃声，本来就很撩人意绪，诗人抓住这些寻常但是富有特征性的事物，把人带进断肠的境界，再加上那一见一闻，一色一声，互相交错，在语言、声调上也表现出人物内心的愁苦凄清，这又是一层。还都路上，“天旋地转”，本来是高兴的事，但旧地重过，玉颜不见，不由伤心泪下。叙事中，又增加了一层痛苦的回忆。回长安后，景物依旧，人却不在了，禁不住潸然泪下，展示了人物复杂微妙的内心活动。“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从黄昏写到黎明，集中表现了夜间被情思萦绕久久不能入睡的情景。处处触物伤情，时时睹物思人，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主人公的苦苦追求和寻觅。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到梦中去找，梦中找不到，又到仙境中去找。如此跌宕回环，层层渲染，使人物感情回旋上升，达到了高潮。
《长恨歌》的语言也有突出的特点。第一，诗中使用了较多华丽的字面，如“鸳鸯瓦”“翡翠衾”“金阙”“玉扃”“九华帐”“珠箔银屏”等。这些语言精练而流畅，优美而易懂，具有鲜明的形象性，而且符合皇宫和仙阙这样一些特定的环境，符合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特定身份，也符合两人爱情故事的浪漫色彩。因此，读来丝毫不感到矫揉做作，只觉得华美而又自然。第二，《长恨歌》用典用事较少，而且全都来自传说故事。“小玉”和“双成”都是流传很广泛的传说故事中美丽多情的女子。因此，诗人借用她们的名字作为杨贵妃在仙宫的侍女，既不影响读者理解诗的内容，又衬出杨贵妃的美丽和高贵。第三，《长恨歌》和白居易的其它叙事诗一样，都采用七言古诗的形式。另一方面，在不妨碍表达诗人用意的前提下，《长恨歌》又吸收了近体诗的长处，全诗中穿插着许多“属对排偶”十分严整的句子，例如“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等。这些诗句的穿插使全诗的音节更加和谐悦耳，语言更加优美，声文并茂。